背景技术

采用T细胞的过继性细胞疗法(ACT)是肿瘤疾病治疗最有前景的进展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ACT在肿瘤患者的个体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这种细胞疗法中，使用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刺激患者的免疫系统，以提升抗原特异性的抗肿瘤效果。

使用针对肿瘤的T细胞(肿瘤反应性T细胞)在黑色素瘤患者中已经获得了临床相关的和长期缓解^1,2。这些方法通常依赖于从外周血中采集T细胞或从肿瘤病灶中采集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

TIL疗法已对患有化疗难治性癌症诸如转移性黑色素瘤、胆管癌、肾细胞癌、结直肠癌、宫颈癌和卵巢癌的患者显示出临床益处^1-3。TIL在实体瘤患者方面的临床功效已被归因于识别多种个体化新抗原以及共有的肿瘤相关抗原(TAA)的共同贡献，其具有增强的组织归巢能力和强烈的针对肿瘤组织的免疫效应作用。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BM)是一种高级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其5年生存率低于5％⁴。尽管可以采用几种改良的手术策略如基于替莫唑胺的化学疗法、贝伐珠单抗(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抗体)的辅助疗法和放射疗法，但GBM的临床结局仍然令人沮丧。在大约95％的患者中，发生肿瘤复发，并且在此阶段完全缓解更是异常罕见。最近，针对GBM的创新治疗策略和方案已涵盖微粒、分子治疗剂和老药新用^5-9。但是，这些策略尚未在临床试验中得到验证。

现有的临床证据支持对TIL疗法用于治疗GBM做进一步的评价。1999年，一项试点研究表明，鞘内再灌注TIL联合白介素(IL)-2是安全的，并在5/6的复发性GBM患者中产生临床响应¹⁰。最近，在向复发性GBM患者腔内输送IL-13受体α2(IL-13Rα2)特异性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总共六个周期之后，观察到肿瘤完全消退¹¹。

如先前报道的，GBM来源的TIL能够被成功地分离，并且在与γ链细胞因子IL-2、IL-15和IL-21组合时能够有效地体外繁殖；这样的TIL显示出抗原特异性的促炎作用和细胞毒性的抗肿瘤作用以及中枢记忆表型^12,13。

已有针对CD8+和CD4+TIL的抗肿瘤功能(即强细胞毒性)的描述(Zanetti的综述，2015)¹⁴。此外，临床相关(抗肿瘤)响应还可以被赋予由CD45RA-CCR7+定义的中央记忆T细胞。可以通过使用离体扩增的T细胞群体以及可以通过过继转移后的宿主因子来确定这些T细胞的表型。

在WO 2015/189357 A1中，已经描述了IL-2、IL-15和IL-21的组合用于淋巴细胞、特别是T细胞的扩增。通过在存在细胞因子的情况下进行扩增所获得的T细胞群体不仅能够识别自体肿瘤细胞而且还能在体外杀死此类肿瘤细胞。另外，WO 2015/189357 A1也描述了多种T细胞产品，其是从来自胰腺癌或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肿瘤中的T细胞(即TIL)或外周血中的T细胞的扩增获得的。利用所述扩增方案，使用包含IL-2、IL-15和IL-21的细胞因子混合物，可以平行地产生若干T细胞产品。这些T细胞产品通常表现出有利于主动免疫治疗的表型分布。

Tran等(2015年)描述了来自9/10的转移性胃肠道癌患者的TILs，其是在存在IL-2的情况下扩增的，包含CD4+和/或CD8+T细胞，它们识别一至三个由患者自身的肿瘤所表达的来源于体细胞突变的新表位¹⁵。

2014年，Tran等人描述了主要使用CD4+T细胞治疗上皮癌的免疫疗法¹⁶。经过该治疗，患者实现了目标病灶减少同时病情稳定期延长。两年后，同一小组在从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获得的TIL中识别出针对癌症中的突变KRAS的多克隆CD8+T细胞反应²。有趣的是，在本研究中已观察到：在输注1.48×10¹¹的TIL(其是在存在IL-2的情况下扩增的，并且包括约1.11×10¹¹的对突变KRAS有反应性的CD8+T细胞)之后，所有肺转移客观消退。

在这两种方法中，患者均在施用TIL之前接受非清髓性淋巴细胞消耗化疗方案。该淋巴细胞消耗(lymphodepleting)方案包括用60mg/kg体重的剂量的环磷酰胺治疗2天，随后进行每平方米体表面积25mg的氟达拉滨治疗5天。在所述淋巴细胞消耗之后，患者接受单次TIL输注，然后施用4或5个剂量的IL-2(720 000IU/kg)。如Rosenberg和Restifo(2015)所评述，这种淋巴细胞消耗预备方案是当今ACT中最常用的方案¹。

但是，在TIL的施用之前应用的较高浓度的免疫抑制剂和细胞抑制剂，可能会对已经虚弱的患者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因此，本领域需要改进使用ACT治疗肿瘤疾病的方法。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改善和进一步开发用于治疗肿瘤疾病的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