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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是与药物治疗相关的常见不良作用。已经有数百种药物涉及引起腹泻或胃肠道不适，所述药物包括抗生素，轻泻药，含镁的抗酸剂，含乳糖或山梨醇的产品，非甾体抗炎药，前列腺素类，秋水仙碱，抗肿瘤药，抗心律失常药和胆碱能药。所有这些药物的施用都涉及有效治疗与患者不适和/或严重胃肠道不适之间的微妙平衡。药源性腹泻可能会毫无预兆地发生，并在数小时内升级为严重腹泻。当合并并发呕吐、脱水或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时，即使是轻度至中度的腹泻也可能危及生命。在2000年代初期，含有伊立替康(IRI)和5-氟尿嘧啶/亚叶酸(5-FU/LV)的化学疗法方案彻底改变了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但它们的治疗益处被高达88％的患者中发生的腹泻损害。IRI加高剂量的5-FU/LV的临床试验表明早期死亡率为2.2％至4.8％，这主要是由于胃肠道毒性所致。

药源性腹泻(DID)在多个层面上都是一种负担，并且可能对患者产生心理社会影响，患者可能会感到尴尬，孤立和困扰。患者避免与社会接触，并且在问题升级之前可能不会寻求医疗帮助。多项研究表明，DID在临床试验和实际环境中的报道不足。在最近对乳腺癌患者的一项调查中，腹泻仅次于恶心/呕吐，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化学疗法毒性。当被提供针对停止化学疗法导致的特定死亡或继续化学疗法导致的慢性腹泻的选择时，有4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死亡。对于无法忍受前述腹泻的患者，肿瘤学家最后常用的求助方法是在它杀死患者之前减少或停止化学疗法。此外，DID常常会成为药物疗法的剂量限制副作用，这可以削弱治疗效果。

DID的潜在机制之一是由表达分类为水解酶的β-葡糖醛酸糖苷酶(bGUS)的肠细菌引起的。“葡糖醛酸化作用(glucuronidation)”是参与药物代谢的常见代谢过程，其中葡糖苷酸(glucuronide)作为缀合分子发挥作用并通过葡萄糖醛酸转移酶(glucuronosyltransferase)(UGT)酶的催化与底物结合。人体使用葡糖醛酸化作用以使各种物质更易溶于水，这允许易于通过尿液和/或粪便从体内清除。β-葡糖醛酸糖苷酶涉及葡糖苷酸缀合物的裂解。但是，作为葡糖醛酸糖苷酶底物的药物或其代谢产物可通过葡糖醛酸糖苷酶水解而改变其各自的性质。例如，如果药物、试剂、化合物或其代谢产物已被代谢为葡糖苷酸，则葡糖苷酸的水解可以再活化药物、试剂、化合物或其代谢产物。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再活化可引起不良反应，包括但不限于胃肠道不适，这导致腹泻。

例如，IRI(也称为CPT-11)是静脉内注入的前药，其被羧酸酯酶全身代谢成活性部分SN-38，一种有效的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SN-38对快速分裂的癌细胞以及肠上皮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具有细胞毒性。它被肝脏UGT酶代谢成无活性的葡糖苷酸代谢产物SN-38G，然后与胆汁分泌物一起排入小肠。随着SN-38G沿下GI道运输，表达β-葡糖醛酸糖苷酶(bGUS)酶的肠细菌将SN-38G切回SN-38，其在肠腔中积累至有毒水平。肠道细菌对肠腔中SN-38的局部再活化被认为是导致腹泻延迟的上游触发事件。

尽管广谱抗生素已被用于在化学疗法治疗之前从胃肠道消除肠细菌以减少再活化，但是这种方法具有一些缺点。首先，肠细菌(即正常菌群)在碳水化合物的代谢、维生素的产生以及胆汁酸、固醇和异生素的加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已经受到癌症和化学疗法挑战的受试者，部分或完全去除肠细菌不是理想的。其次，甚至从健康受试者消除共生肠细菌也大大增加病原细菌(包括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和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感染的风险。第三，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是人类健康的危机，而不必要地使用抗生素是造成这种危机的显著因素。

因此，仍然需要减轻诸如DID之类的药物的副作用，并且还需要通过施用选择性β-葡糖醛酸糖苷酶抑制剂来改善引起DID的药物的效力。

国际申请PCT/US2018/48891(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描述了可用于通过选择性抑制β-葡糖醛酸糖苷酶来减轻一种或多种药物的副作用的新化合物。